安置不力或致貧幾代人，城中村改造時，村民對集體土地的補償不滿，往往成為引發矛盾、沖突的導火索。有學者研究發現，土地法中對農地的補償，除了標準過低，還存在利益分配不公。首先農地被征收，依舊以原用途補償，標準為年產值的30倍。北大教授王錫鋅認為
城中村改造時，村民對集體土地的補償不滿，往往成為引發矛盾、沖突的導火索。有學者研究發現，土地法中對農地的補償，除了標準過低，還存在利益分配不公。
首先農地被征收，依舊以原用途補償，標準為年產值的30倍。北大教授王錫鋅認為，這代表該土地30年的使用價值，而土地轉用后的增值收益更沒有在補償中得到體現。
其次，土地法中也沒規定宅基地如何補償。地方政府只得參照城市拆遷條例，進行補償。但村民們認為只補房不補地的做法不合理。所以寧可選擇“要宅基地，不要被征收”。
制定于1986年的土地管理法，雖已修改3次，但在征地補償方面的規定仍未能適用于當今的城鎮化進程。
政協委員吳正德呼吁，盡快對農地補償引進市場評估機制，并統一城鄉不動產征收制度。
藏換菊跪在冰冷的推土機前，那是2009年冬天，這名河北南宮市北街社員試圖阻止搭在田里的守夜棚被鏟除。她不滿意征地所給的補償———1年1200元。
同樣覺得補償不公的村民王再英，拿著瓦塊磚頭，睡在自己屋頂阻止拆遷，后被拆遷公司的人打死。那是2008年7月2日凌晨，發生在北京密云縣的李各莊。
河北清河縣張保俊也不要征地與拆遷補償，他要自己的宅基地和房子。但他手中的宅基證未能保護住自己的房子。他被警察簇擁著，眼前房屋變為了瓦礫。事后他以各種途徑討要權益，請求行政仲裁，司法訴訟，包括上訪。未果。
國家信訪局數據表明，2003年-2006年接待的上訪人數中，有近40%涉及拆遷;這一期間建設部統計的這個比例則高達70%-80%。而中國社科院在此時間段完成的調查報告表明：只有2%。的上訪能夠解決問題。
這其中究竟有多少上訪是和城中村改造有關，目前沒有相關統計。但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政府在征收集體土地時，沖突甚至是極端沖突，常有發生。
對此，北大法學院副院長沈巋教授一點都不掩飾他的憂慮。
沈巋認為，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制度只是一種純粹的補償關系，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合理和適用的，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卻顯得不合理。
“不是低，是不公”
北大王錫鋅表示，土地法以30年產值作為農地補償，政府只應獲得30年使用權，而非所有權
成都唐福珍，上海潘蓉，北京席新柱，河北張建林……在城中村改造中，他們都曾用過激烈方式對抗征地與拆遷。激發他們行為的外在環境與內在因素也許各有差異，但有一點相同，他們都認為征地補償不公。
對于補償不公，研究者們首先給出的解釋是補償標準低。
有研究者統計了西部地區的征地補償，他們指出，按目前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計算，這些補償只能維持7年左右的生活;而按目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計算，僅能維持2年多的生活。
東部沿海地區相對高些，如浙江省，農村土地征用一次性現金補償每畝約為3萬元—12萬元。
《土地管理法》規定了征地的補償方式———土地的年產值乘以一個倍數(土地法中，倍數規定為30)。比如，河北南宮市張建林承包的地被征收后，獲得1500斤小麥的時令價，支付40年。
而細心的學者很快發現，這種補償方式所存在的問題，不是支付價低，而是一種不公。因為產值代表的是一種使用價值(即使用權的價值)。而土地征收，意味著一種所有權的轉移，集體土地變為國有。
所以即便乘以系數30，那也只是30年的使用價值。而非所有權的價值。
為什么規定為30?
北大教授王錫鋅說，不少地方解釋為土地承包期限是30年，所以只能給農民補30年。王錫鋅認為，這個說法很荒謬。即使30年承包期滿，還可以繼續承包，其耕種的土地還是集體的。
換一種敘述角度，也許更能理解王錫鋅教授的話，如果政府只支付了30年的土地產值，那么政府只擁有30年的土地使用權，而不是永遠的所有權。
所以，張建林即便是獲得40年的小麥補償———比法律規定多了10年，他也還是選擇以死抗爭，來保衛田地。他分不清什么使用權和所有權，支撐他抗爭到底的信念是“地是用來保命的。”
宅基地的保障空白
土地法沒制訂宅基地補償標準;地方政府參照城市拆遷只補房不補地，村民不滿
城中村改造時，更多的流血事件往往發生在對宅基地的征收。北京的王再英是為了阻止開發公司拆除宅基地上的房屋，而被打死。
宅基地相對于耕地更具有一種私人權利的意味。在中國傳統中，每個成家的男性村民都有權利從村集體獲得一處宅基地。村民的觀念里，宅基地被視為一項私人財產，是可以繼承的。
雖然現有土地制度對宅基地的轉讓采取嚴厲限制，只能向本集體符合宅基地使用權分配條件的農戶轉讓，不得向城鎮居民轉讓。
但在中國鄉村早已形成這樣的慣例：若老人去世，已獲得城鎮戶口的子女可以繼承該宅基地。
而現有的土地制度中，對宅基地的征收基本沒有規定補償標準。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被征收土地上的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這是土地法中唯一能與宅基地補償有關的條款。而這里所補償的也不是宅基地的地價，而是地面附著物，即房屋。
由于沒有統一標準，對于宅基地上房屋的補償，方式各一。揚州有地方實行的是“拆一補二”;富裕的深圳，在拆除漁民村時實行“拆一補四”。
既便如此，釘子戶仍屢見不鮮。這里不排除人性中固有的貪婪。但是，釘子戶們提出的問題也具有現實意義，“只補房屋不補地價的補償方式是否合理?”
尤其是那些在城中的“村民”，他們愈來愈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擁有的不僅是地面上那些房屋，還有那些宅基地。
山東聊城在陳莊村推行新民居建設，拆除平房興建樓房，村里宅基地有400多畝，如今興建多層安置房只需用地100多畝。
于是村民陳甲亮成為了一名釘子戶。雖然他得到的安置房面積和原先基本相同，但是他想知道，那些節余出來的宅基地如何開發，開發后的收益如何分配，是否返還給村集體。但政府并沒有給他回應。
陳甲亮的內在邏輯是，即便房屋得到了補償，但也不等于宅基地的所有權就該無償轉移。[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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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審核：李娜娜律師
來源：頭條-安置不力或致貧幾代人，安置不力或致貧幾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