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征地、拆遷、補償，隨著經濟的發展已成全社會和政府所關注的醒目焦點，然而，法律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卻再一次次證明：法治的正概率指數不佳，負概率指數卻在逐漸上升。在該案中，弱勢的個體農民的私權利被剝奪，強勢的組織共同體的私權利卻受到國家公權利無限的保護。這樣，弱勢的農民個體被置于法律的保護之外，憲法規定的平等權再次被質疑、挑戰，私權利間、私權利與公權力的關系在社會實踐中的法律適用誤差竟是如此之大。為此，法治國、法治政府不僅僅是學理的探討，最實在的是百姓的權利與利益。 【關鍵詞】權利 農民 補償權 脆弱 非法扣留 【寫作年份】2011年 【正文】 法律之門的“紅綠燈”在為誰而亮？ 2009年 6月，陜西省咸陽市長武縣一戶農民所在的村組部分耕地被征收，依法得到了補償款。征收主管部門將該筆補償款交由該村村委會向村民發放，根據該村委會的決定，該農戶應該分得10126元。但是該村村委會將款項委托長武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地掌鄉信用社發放時，該信用分社卻因該農戶的戶主名下1986年的一筆尚有爭議、長期擱置的貸款無理予以扣留，致使該農戶至今不能享受該筆補償費用。該農戶從2009年6月開始與村、鄉、縣政府、人大等各方進行交涉，均無果，便在百般無奈之時，準備將村委會與信用社起訴于法院，然而縣法院卻依以下理由口頭答復：①必須提供發放的存折；②對于有關土地補償款的問題法院一律不予受理。這兩條理由，第一條應該說有一定的法律水準，但百姓能拿到嗎？能拿到，何須求助于法院？為何拿不到？拿不到，就不能求助于法院嗎？拿到與否與受理有關嗎？“有關土地補償款的問題，法院一律不予受理”，有何法律依據？這就是整個案件的始末，到作此文時該農戶的財產權仍沒得到法律的保護。我們不禁要問：法律大門的“紅綠燈”究竟為誰而亮著？ 一、平等權的質疑和挑戰：私權利間存在歧視 我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這是我國憲法平等權的完整表達。盡管該條對于“人”的范圍和內容沒有作詳細精確的闡述，根據目前我的法律體系和解釋，“人”應該解釋為，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具有中國國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沒有包括在其中。那么在民法領域內公民的私權利與法人、其他組織的私權利是否存在平等保護問題。答案是肯定的。這是憲法的基本、根本性與民法的關系確定的，而且在他們之間的權利發生沖突時，還存在“基本人權的最低限度” 保障。這也是我國目前整個法律體系所體現出的基本原則。民法的基本理念是“意思自治、交易安全”，但其基礎前提是平等權的存在，所以《民法通則》第三條就規定，“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平等”。因而，平等原則也成為民法學的首要基本原則。但是，在本案中“長武縣信用社及分社”作為法人和其他組織同樣是私權利，為何他的私權利（債權）卻居然居于或凌駕于公民的私權利之上，以至于甚至剝奪了公民的救濟權，百姓無處求救。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局面和結果？質言之，是我們的公權力、準公權力在為虎作倀。先是作為民意的合法組織的村委會自持準公權力不為民辦事、卻為他人辦事，正是“吃誰的飯，砸誰的鍋”！再次是，政府不僅僅要把補償款撥付給村委會，還有監督村委會的義務和職責，作為村民代表的村委會向村民未履行實際的付款義務。此問：政府為何要把補償費給村委會呢？答案不揭自破，作為大民意的政府相信作為小民意的村委會，村委會充分忠實的代表并表達村民的意志和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認為自己“履行了義務”，村民卻不能拿到款。村委會又委托信用社給村民發放現款，村委會認為自己“履行了義務”，村民卻沒有拿到款。這樣，國家的補償款到了信用社，信用社似乎成了“債權人”，百姓反成了“債務人”。是嗎？誰封的“封疆大吏”！依據我國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村民有權要求公債務人政府履行或向法院起訴救濟，直到補償款拿到手。可是政府和法院都無理推托。實質上是，信用社處在了公權力、準公權力的外衣保護之下。該問：信用社為“公”乎，為“私”乎？何以有這么多的“保護傘”？此時，連人大也置身事外、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試問：這樣行嗎？這些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是：信用社這樣的組織在打著“公”的幌子，在謀、做“私”的事情。市場經濟下，盡管法律規定他們為私主體，但“公”卻成了不倫不類的保護傘。如果他們是私主體，也應該按照民事主體的權利救濟途徑去主張。相反，則是平等權的歧視待遇。實際上，是在為“信用社”這樣的組織開綠燈，為百姓開紅燈。這符合法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嗎？再次，司法最終解決是法的基本理念，按照訴訟法的基本原理，公民的權利遭到侵害，法院的最終救濟不僅必須而且可能、必要。而正如前文所說，居然口頭予以答復：不予受理。訴訟法有沒有這樣的“裁決”規定呢？我們可想而知，多少百姓的權利救濟就這樣“莫須有”被輕易的拒之于法律的保護之外。我們不僅要問，公權究竟在保護誰？ 二、公權力有無歧視權的內容：被保護主體、內容、范圍的選擇性 我國憲法第五條規定，“ 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該條足以表明國家公權力對權利的平等而統一的保護，但是現實卻為何如此大相徑庭？同樣是權利，信用社的債權為何卻受到莫須有的保護？而百姓的債權為何卻如此微弱，法律的大門都“走不進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公權力對權利的歧視待遇。有憲法與法律依據嗎？顯然沒有，只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其思想根源還在于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過去信用社是集體經濟，有“公”意義。但我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這些貌似公的集體經濟組織有多大“公”意蘊，為人民帶來多大的福祉，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樣，在市場經濟中特權是絕對不允許的。否則，經濟活動還沒進行，一方就已經成為“刀下肉”。本案中，案主農民是否也處于此境遇呢？當然，法律并沒有這樣的規定，卻有這樣的殘酷的現實：弱勢群體的權利被歧視，強勢群體卻擁有特權。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適用的誤差概率。 [page]三、法律適用的誤差概率基準：基本人權是最低限度 廣義的法律適用是指國家機關按照法律規定的職權和程序運用法律的一般規定來解決具體問題的活動包括行政執法和司法活動。狹義的法律適用專指司法活動是國家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運用法律的一般規定處理具體案件的專門活動。其特征包括，（1）法律適用的主體主要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還包括國家授權的單位；（2）必須在法定的權限以內依法行使國家權力； （3）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認真履行法定手續；（4）在自己職權范圍之內按法定程序適用法律規范時，其他國家機關和公民不得干涉和妨礙。我們這里所說的是廣義的法律適用。從實質而言，法律適用過程是法律規范的精義與事實同一的過程，主觀和客觀相統一的過程，而這種統一或同一僅僅是一種可能性的概率，而且這種概率還必須有一個基本的標準和限度，即基準。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及其他適法主體而言，他們法律適用的誤差必須在此限度內，否則，權利的主體將不能承受，權力主體必將是不但沒有保護、保障權利，相反的卻是侵害權利。也就是憲法、法律只允許法律適用的誤差在此限度內。在此內為合法，在此外為違法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個基準便是基本人權的最低限度。在本案中，百姓的基本財產權沒有到保障，這合法、合憲嗎？相關法律部門的法律適用合適嗎？百姓的呼救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嗎？他們還是國家的主人嗎？ 四、 社會的吶喊、百姓的心聲：私權的保障、保護是平等、實實在在的 在本案中，案主農民的債權不僅被侵害，而且時效利益權、救濟權都被侵害。我們要問的是，信用社到底是公主體、還是私主體，還是“狐假虎威” ？我們的農民一旦碰上這樣的組織就得自認倒霉嗎？不錯，當本案的農民在和信用社交涉的時候，他們的領導、工作人員居然說，“我們是省政府主管的”，難道歸省政府主管，他們的信用社也成了“政府”嗎？須知，即使政府的侵權行為，老百姓也可以獲得救濟。或者是否也還得遵循中國民間的常理“打狗也得看主人、要錢也得看主人”呢？所以，法律規定的權利平等，不等于實際保護的事實平等。這種緊張關系還要持續到何時呢？而類似于信用社這樣特殊組織，他們是“私”，還是“公”？這種主體和特權到底還要存在并持續多久？而與此同時，百姓的權利還處在侵害之中，他們能等嗎？還要等多久？“人生易老，天難老”。他們要生活、謀幸福，只好在掙扎中吶喊！呼救 ！ 平等的保護！實實在在的保護！最低限度的保護！ 【作者簡介】 李建科，又名李建東，法學碩士，律師、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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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審核：侯承志律師

來源：中國法院網-權利的微弱呼救：農民的征地補償權為何如此脆弱？——以陜西長武縣一農民的征地補償款被非法扣留談起，權利的微弱呼救：農民的征地補償權為何如此脆弱？——以陜西長武縣一農民的征地補償款被非法扣留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