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拆遷青苗補償判詐騙,詐騙國家征地補償款量刑標準,法律主觀：1、 土地補償費 土地征收的土地補償費是如何計算的呢?土地補償費一般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 2、土地征收的 安置補助費 土地征收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
1、 土地補償費 土地征收的土地補償費是如何計算的呢?土地補償費一般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 2、土地征收的 安置補助費 土地征收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數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單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數量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 3、青苗補償標準 對剛剛播種的農作物，按季產值的三分之一補償工本費。對于成長期的農作物，最高按一季度產值補償。對于糧食、油料和蔬菜青苗，能得到收獲的，不予補償。對于多年生的經濟林木，要盡量移植，由用地單位付給移植費;如不能移植必須砍伐的，由用地單位按實際價值補償。對于成材樹木，由樹木所有者自行砍伐，不予補償。 4、其他附著物的補償標準 征收土地需要遷移鐵路、公路、高壓電線、通訊線、廣播線等，要根據具體情況和有關部門進行協商，編制投資概算，列入初步設計概算報批。拆遷農田水利設施及其它配套建筑物、水井、人工魚塘、養殖場、墳墓、廁所、豬圈等的補償，參照有關標準，付給遷移費或補償費。用地單位占用耕地建房或者從事其它 非農業建設 時，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耕地占用稅 暫行條例》的規定，繳納耕地占用稅。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條，國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準后，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組織實施。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權人、使用權人應當在公告規定期限內，持土地權屬證書到當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辦理征地補償登記。
法律分析：詐騙國家征地補償款是會觸犯刑法的，會受到法律制裁，所得不當得利也需要返還。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八條 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
第一百四十九條 第三人實施欺詐行為，使一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欺詐行為的，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
第一百五十條 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脅迫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脅迫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第二百六十六條 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一、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二種形態
(一)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認定的起點：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詐騙行為是否明知？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和刑法理論，內外勾結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屬于共同犯罪范疇，內外勾結的行為認定也就必須符合共犯的特征。共同犯罪故意的判斷對內外勾結認定至關重要。共同犯罪故意的有無往往取決于行為人和其他犯罪人是否進行了意思聯絡，具體到征地補償中，即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騙取征地補償款的事實是否明知。如明知，則進人共同犯罪的判斷領域；不明知，則不存在共犯問題。
(二)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詐騙征地補償款行為具備了明知的條件下，就進入了共同犯罪的認定領域。結合其客觀行為，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形態有如下三種：
(1)事中明知不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開始對他人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的行為并不知情，但隨著征地工作開展而知曉，在補償款被騙取之前而不作為，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
(2)事前明知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在其履行職務之前，就知曉他人騙取征地補償款的行為而予以幫助，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
(3)事前積極共謀積極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事前積極與他人共謀騙取征地補償款，其職務便利是達致騙取結果的主要方式，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內外勾結的三種實踐形態都屬于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雖然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這種程度上的差別卻妨礙了司法實踐中對共同貪污罪的認定，造成了此類案件的同案不同判現象。
二、行為的定性：構成要件的解讀
(一)侵犯法益的種類。法益，是指根據憲法的基本原則，由法所保護的、客觀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脅的人的生活利益。法益具有多重功能，如刑事政策機能、違法評價機能、解釋論機能等。法益的解釋論機能是指法益具有作為違法構成要件解釋目標的機能
[1]入罪判斷是確定行為是否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構成的過程，而行為構成是根據一個或多個法益來制定的，法益是行為構成形成的基石，因此，行為符合行為構成就意味著行為侵害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
[2]正是因為法益在刑法規范中占有基礎性和核心功能，才使得其能夠用于指導解釋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構成(也即法益的解釋論機能)，因此認定法益是分析案件的第一步。法益的定位是一個整體性思維，結合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客觀的職務行為與其主觀心態，其可能侵犯的法益有：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受賄、貪污)、公共財產(貪污)，甚至還有國家公務的合法、公正、有效執行及國民對此的信賴(濫用職權)。因此可能涉及的罪名主要有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
雖然我們國家對于土地補償的相關政策上是越來越完善，但是有些不法分子還會因為這些法律而投機取巧，并且文章也介紹了詐騙國家征地補償款的后果是什么，其實還是要提醒讀者朋友們，應該要遵守我們國家的相關法律。
法律分析：騙取房屋拆遷補償款的量刑一般會構成貪污罪，在征地拆遷領域，國家工作人員承擔的社會角色是公共財產的監護者。被拆遷人提供虛假的資料騙取拆遷補償，沒有國家工作人員的主動配合，其行為侵害的法益是單純的公共財物所有權，其構成的是單純的財產性詐騙犯罪。但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在征地拆遷過程中負有公共財產的守護義務，該守護責任決定了其必須阻止該詐騙行為，在國家工作人員不但不忠實履職，而且有意識地配合被拆遷人的詐騙行為的情形下，國家工作人員在征地拆遷活動中的特定角色，使得他的介入行為是對其保證人身份的一種直接背叛，從而導致整個案件的法益侵害性質得以提升，進而案件的性質因此發生變化。
法律依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 第八條 為了保障國家安全、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確需要征收房屋的，由市、縣級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決定：
（一）國防和外交的需要；
（二）由政府組織實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
（三）由政府組織實施的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環境和資源保護、防災減災、文物保護、社會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業的需要；
（四）由政府組織實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的需要；
（五）由政府依照城鄉規劃法有關規定組織實施的對危房集中、基礎設施落后等地段進行舊城區改建的需要；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在征地拆遷領域，國家工作人員承擔的社會角色是公共財產的監護者。被拆遷人提供虛假的資料騙取拆遷補償，沒有國家工作人員的主動配合，其行為侵害的法益是單純的公共財物所有權，其構成的是單純的財產性詐騙犯罪。但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在征地拆遷過程中負有公共財產的守護義務，該守護責任決定了其必須阻止該詐騙行為，在國家工作人員不但不忠實履職，而且有意識地配合被拆遷人的詐騙行為的情形下，國家工作人員在征地拆遷活動中的特定角色，使得他的介入行為是對其保證人身份的一種直接背叛，從而導致整個案件的法益侵害性質得以提升，進而案件的性質因此發生變化。換句話說，從法益侵害的角度看，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介入，受侵害的就不僅僅是財產所有權，而且褻瀆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加重了法益侵害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國家工作人員地位通過其法律上的義務得以凸顯，決定了整個案件的帶有財產性職務犯罪的貪污性質。稍有爭議的是，構成貪污罪，行為人主觀上需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在一些內外勾結騙取拆遷補償款的案件中，國家工作人員并沒有直接獲得補償款，行為人主觀上非法占有的貪污目的如何體現與認定？這一疑問顯然不能成為構成貪污罪的學理障礙。因為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專指非法占為己有的目的，而是指包括本人占有、第三人占有或本人和第三人共同占有。由此，無論從行為本質（職務的濫用）還是法益侵害的性質（公共財物被非法占有和職責的背叛）來看，行為人利用職務之便為騙取征地拆遷補償款提供幫助的行為，符合貪污罪的特征。實際上，從刑法規定的體系性和協調性的角度分析，也將此種行為認定為貪污罪。刑法第198條第4款規定：“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故意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為他人詐騙提供條件的，以保險詐騙罪的共犯論處。”理論上一般認為，此規定乃是注意規定，即使沒有此處“以共犯論處”的注意規定，對于為金融詐騙的行為人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或者其他方便條件的，也應當認定為金融詐騙罪的共犯。而為被拆遷人的詐騙行為故意提供幫助的行為，與上述提示性規定中的情況如出一轍，甚至更為嚴重。基于國家工作人員公共財物守護人的地位，上述行為猶如一個金庫的保管員與他人內外勾結，保管員晚上故意不上鎖，由外部人員人庫盜竊一樣，本質上屬于內外勾結，伙同貪污的行為。所以，將此種行為認定為貪污罪，不但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而且也體現了刑法體系性的要求。同時，也符合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印發的《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以貪污罪共犯論處。”說到底，立法上的“伙同”也好，司法解釋中的“勾結”也罷，都是建立在國家工作人員與他人有共同的故意，且都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之便，由此，整個案件的性質也就應該被認定為貪污罪的共同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的規定：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和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與“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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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陶嵐子
內容審核：索建國律師
